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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0056.com[倪钟之]李世瑜先生的宝卷研究

2019-05-19 13:03 来源:未知

  元旦下午,忽悉李世瑜先生于4天前(去年12月28日)仙逝,悲痛不已,思绪万千。回顾我与世瑜先生的多年交往,现仅从曲艺史的角度写下这篇他对宝卷的研究,也算是对世瑜先生的怀念吧!

  中国宝卷是在宗教(佛教和明清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演唱的一种说唱形式,演唱宝卷称“宣卷”。宝卷产生于宋元时期,至今仍在个别地区的农村及某些民间教团中流传。由于宝卷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仪轨和劝善说教,这一类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教派的宝卷;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的宝卷,和少量在民间宣卷时演唱的具有文学性的仪式歌、俗曲,这一类主要是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对宝卷的研究,基本上也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切入。本文介绍上个世纪中国宝卷研究的情况。除了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过程的一般研究外,主要是作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文艺的宝卷研究。 

  李世瑜先生1922年生于天津市,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生院。毕业后留校为助教。不久平津解放,他便回到天津,先后在教师学院、天津史编纂室及《历史教学》社等部门工作。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方志学、戏曲学、曲艺学等。如在考古学上他踏勘出渤海湾西部三道古海岸线(贝壳堤)及附近的古葬墓群遗址三十余处;在语言学方面,他经过多年考察划出天津方言等语线,创立天津方言岛学说;在宗教学方面,他研究的是民间宗教,由此而对其经典宝卷进行研究,成为他终生事业。关于历史学,他说:我改业历史学之后……而是应用田野工作方法,从社会各方面使用各种手段取得第一手的、活的资料。我给这套方法论命名为社会历史学。而对民俗学、方志学的研究则主要是与他曾在天津史编纂室工作多年有关。又因为他生长在天津这样的人文环境,自年轻时便对戏曲、曲艺发生浓厚兴趣,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参加天津广播电台的业余曲艺创作组,曾创作相声《方言论》、快板书《朝鲜的妈妈》等,都为专业演员所演唱,他一直是曲艺场的常客。在上世纪80年代应邀至美国讲学的一年半中,他很快便找到那里的昆曲爱好者,投入了华侨的昆曲演唱行列,直至回国。晚年仍是南开大学昆曲社的组织者,并写过学术论文多篇。在访美期间应邀参加北美中国说唱文艺研究会时,提交论文《相声的写作方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一 现代开拓者的宝卷研究 

  我国最早对宝卷进行研究的是顾颉刚先生,他在1924年至1925年所编的《歌谣周刊》发起的孟姜女故事的讨论时,全文刊载了《孟姜仙女宝卷》,并指出宝卷起源甚古;1928年郑振铎先生在《佛曲叙录》中介绍了41种佛曲,其中就有宝卷33种(当时称变文、宝卷均为佛曲);向达先生也于1934年发表了《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介绍了70种宝卷,但他们都是从俗文学角度切入。李世瑜先生由于年龄关系,起步较晚,则是从民间宗教的角度切入,除了民间宗教的研究方法民间宗教宝卷民间宗教外,又形成民间宗教宝卷宣卷曲艺的另一条道路,他在这两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现代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的文学价值,并将其推荐给学术界的是顾颉刚先生。1924~1925年他在《歌谣周刊》发起和主持孟姜女故事讨论时,全文刊载了民国乙卯(1915)岭南永裕谦刊本《孟姜仙女宝卷》(1924.11.23第69期,至1925.6.21第96期“孟姜女故事研究专号”,分六次刊载),并指出:“宝卷的起源甚古”,罗振玉《敦煌零拾》(上虞罗氏铅印本,1924)所收《佛曲》三种是“唐代的宝卷”;《金瓶梅》中“吴月娘是最喜听宣卷的,宣卷的人是尼姑”;“《孟姜仙女宝卷》的著作时代,我虽未敢断定,但总以为非近代作品”(1925.6.21,第90期,钱肇基信的“按语”)。后来顾颉刚在《苏州近代乐歌》(《歌谣周刊》,3:1,1934.4.3)一文中对苏州宣卷作了介绍,指出“宣卷是宣扬佛法的歌曲,里边的故事总是劝人积德修寿”,宣卷的听众主要是妇女,请到家中来唱,“做寿时更是少不了的”;滩簧盛行之后,宣卷人“改革旧章”,曹少堂始倡为“文明宣卷”。这是对近现代苏州民间宣卷最早的综合介绍。 

  虽然顾颉刚、郑振铎等先辈在1949年以前对宝卷已经进行了研究,但多是编目或就篇论事,并未作全面的梳理。从1949年至文革前对宝卷进行专门研究的在大陆似乎只有李世瑜先生一人孤军奋战。1957年他先在《文学遗产》专辑中发表了《宝卷新研与郑振铎先生商榷》,1959年又发表了《江浙诸省的宣卷》,至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编目性的《宝卷综录》等,均奠定了今日宝卷研究的基础,在国际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宝卷产生的年代、流变、内容、形式等诸方面问题。在文中,他指出清末民初在南方出现了《十五贯》、《白蛇传》、《琵琶记》等宝卷,已与京戏、昆曲、时调、开篇并列起来归入曲调游戏类;随后提出也可以创造新宝卷来歌颂和反映现代生活,这显然又不是宗教家的观点,这是因为他还是一位曲艺家所致。

  与此同时,郑振铎先生也开始搜集和研究宝卷,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专号上发表论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该文第七节“巨著的发现”所论为开拓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所指即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间戏曲等从未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体系的俗文学作品。这时他尚把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同宝卷一道称之为“佛曲”,认为“佛曲是一种并非不流行的文艺著作,自唐五代以来,时时有作者,其中颇有不少好的东西,如《梁山伯祝英台》,如《香山宝卷》,其描写都很不坏。其与民间的影响却更不小”。该文第八节“中国文学的整理”中称佛曲(变文和宝卷)、弹词、鼓词“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伊里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在这个专号中同时刊出郑的《佛曲叙录》,介绍了36种宝卷,“小引”中称宝卷“为流行于南方的最古的民间叙事诗”。1934年郑振铎发表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文学》,2:6,上海:生活书店,1934.6),其第四节专论宝卷,指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变文之名易为宝卷的年代”在宋初,“惟宋初尝严禁诸宗教,并禁及和尚们讲唱变文,则易名改辙,当在其时”;指出在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颇有元人抄本的可能”,明初金碧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则“已渐渐离开变文而自成一种新的体裁”。对宝卷文学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宝卷里有许多是体制弘威、情绪深挚的,虽然文辞不免粗率,其气魄却是雄健的,特别像《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一类的充满了百折不回的坚贞的信仰与殉教的热情的,在我们文学里刍罕其匹。”“而像《土地宝卷》描写大地和天空的争斗的,也是具有极大的弘伟声气;恐怕要算是中国第一部叙述天和地之间的冲突的事的。” 

  文革后学术界的禁区被冲破,世瑜先生应天津社科院之邀,组建民间宗教研究中心,心情十分愉快,又跋山涉水各方寻访,继续对宝卷进行深入的研究。此时全国宝卷研究涌现一批新人,有些人至今已成为老一辈学者,对世瑜先生的研究成果不断有所突破,但又多是在世瑜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的发展,世瑜先生在宝卷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这是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著作,书中将“宝卷”列为专章(第十一章)。其内容总结了作者此前发表的论文中的论点,并有修订补充,如:指出“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受神之感示)所作”,“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指出变文到宝卷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宋代的“谈经”(或“说经”),“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将宝卷重新分类为:(一)佛教的宝卷——①劝世经文,②佛教的故事;(二)非佛教的宝卷——①神道故事,②民间故事,③杂卷。书中引用了大量作者珍藏的宝卷原文,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等,这些珍本宝卷至今一般研究者难得一见。 

  受郑振铎影响,30年代许多学者注意到宝卷的研究。向觉明(达)《明清之际的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2:6,1934.6)指出“这种宝卷大部分仿照佛经的形式”,“这类作品总自有其宗教上的目的,并不能视为文学的作品”,“倒是研究明清之际白莲教一类秘密教门的一宗好材料”。李嘉瑞《宣卷》(《剧学月刊》,4:10,1935.10)文,从《海陬冶游录》《盛湖竹枝词》等文献中,钩稽出有关清末上海和苏南农村民间宣卷的记述,有助于了解江浙地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发展情况。孙楷第《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北京,6:3,1937)之一《讲唱经文》,在论及唐代讲经体例时,以《金瓶梅词话》中讲唱《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卷》的情形作印证,说明了后世宝卷与唐代俗讲的渊源关系。 

  1937年,在复刊后的《歌谣周刊》上,就宝卷与影戏的关系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由佟晶心《探讨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2:37,1937.3.6)一文引起。佟文提出:“唐代的俗讲与后来的一切平民歌曲(按,指各种说唱文学和戏曲)都有关系”,“宝卷的前身是变文”,宝卷与影戏有“父子关系”,“中国现代的乡土俗戏将要因研究宝卷而得到它们的父子的关系”。吴晓铃《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2:40,1937.3.27)主要就影戏与宝卷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后来叶德钧也参加讨论(《关于影戏》,3:3,

    1. 17)。这一讨论因《歌谣周刊》停刊而终止。 

  由于郑振铎的倡导,三、四十年代国内许多学者注意搜集宝卷,如傅惜华、杜颖陶、马愚卿(廉)、赵景深等,使一大批珍本宝卷保存在国内。40年代末,傅惜华编出第一部宝卷综合目录《宝卷总录》(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共收宝卷246种,对已发现的宝卷及时做了总结。 

  从上个世界20年代顾颉刚首先将宝卷推荐给学术界,郑振铎将宝卷纳入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体系,到1950年以前,中国学者对宝卷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其中,郑振铎的研究起点既高,又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他对宝卷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为一些研究者承袭。由于宝卷发展的历史悠久,涉及的社会问题多,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很少,所以,以郑振铎为首的开拓者的宝卷研究,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但他们的开拓和探讨精神、他们对宝卷的搜集和整理编目,为以后的宝卷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五、六十年代的宝卷研究 

  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界受前苏联民间文艺学的影响,将宝卷文学排斥在民间文学之外,但是有些学者仍对宝卷做了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1.宝卷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的研究 

  50年代李世瑜先后发表《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59)两文,是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宝卷研究的主要成果。 

  《宝卷新研》一文主要就宝卷的渊源、分类、发展诸问题,对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的结论提出商榷。文中将宝卷分为“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袭取佛道经文或故事以宣传秘密宗教的”、“杂取民间故事传说或戏文的”三大类,指出明清秘密宗教的宝卷主要是前两类。文中列出72种明清各秘密宗教宝卷,连同郑著中介绍的23种,根据它们内容和体制的特点,指出“宝卷是一种独立的民间作品,是变文、说经的子孙,不是他们的‘别称’”;“变文是为佛经服务的,而宝卷则是为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秘密宗教服务的”。文中又从明清秘密宗教活动及其信仰的特征和发展出发论证,指出“宝卷是起于明正德年间的”,从明正德到清初是“宝卷的极盛时代”;宝卷通过秘密宗教在明末社会中既“帮助统治者愚化了人民”,同时,“在农民起义中起了号召和组织的作用”。 

  《江浙诸省的宣卷》是上文的续篇。作者将明清秘密宗教宝卷称做“前期宝卷”,清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以上海、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等城市为中心出现的宝卷是“后期宝卷”:“它是前期宝卷的变体,……即宝卷已由布道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的一种,名字就叫‘宣卷’,宝卷也就成为宣卷艺人的脚本。”后期宝卷分为:(1)经咒式的;(2)佛道故事的;(3)劝惩故事和劝化文字的;(4)戏曲和民间故事的,包括:①改编传统剧目或其他曲种;②改编传统民间故事;③时事故事;④小卷或文字游戏。文中介绍了后期宝卷的体制、刊印流通、演唱和江浙宣卷艺人的家数等情况,并详细论证了后期宝卷畅行和衰微的原因。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的《宝卷研究》(日文,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63初版;增补本,1975)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宝卷的专著。增补本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宝卷序说”,除“前言”“结语”外,分为11章:第一章“宝卷的名称”,介绍宝卷的各种异称;第二章“宝卷的系统”,不同意郑振铎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谈经等的别名”的结论,根据“古宝卷”的特点,认为它们是“直接继承、模拟了”唐宋以来佛教的“科仪和忏法的体裁及其演出法,而为了进一步面向大众和把某一宗门的教义加进去,而插入了南北曲以增加其曲艺性,这就是宝卷及演唱宝卷的宣卷”,“变文也是作为俗讲用于法事的科仪书,而宝卷是第二次的变文”;第三章“宝卷的变迁”,将宝卷的发展分为“古宝卷”——“原初宝卷时代”(指明正德以前的宝卷)、“教派宝卷盛行的时代”(明正德到清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宝卷衰落时代”(到清嘉庆十年),“新宝卷”——嘉庆到清末是“宣卷用、劝善用宝卷时期”,民国以后是“新创作读物化宝卷时期”;第四章“宝卷的分类”,分宝卷为“科仪卷”、“说理卷”、“叙事卷”、“唱曲卷”、“杂卷”五类;第五章“宝卷的构造和词章——古宝卷”、第六章“宝卷的构造和词章——新宝卷”分别介绍古宝卷和新宝卷的文本及演唱形式;第七章“宝卷与宗教”,述宝卷与佛、道、儒、民间教派的关系;第八章“宝卷题材的文学性”;第九章“宝卷的普及——刊施”,述宝卷刊印和流通的特点;第十章“宝卷的普及——宣卷”,述明清宣卷的演唱者、活动背景、演唱曲调等。本书第二部分“宝卷提要”,介绍作者及日本公私收藏宝卷209种。本书第三部分:“宝卷丛考”,收《宝卷与佛教说话》《“金瓶梅词话”中所引的宝卷》及研究无为教、黄天道、弘阳教、八卦教、白阳教的论文5篇。 

  李世瑜和泽田瑞穗都同时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他们都是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宝卷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更正和补充了前人研究的错误和疏漏。尽管他们所作的某些论断尚可讨论,但从总体上将中国宝卷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一步。 

  2.宝卷文献的编目和宝卷作品的整理、研究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宝卷目录有胡士莹《弹词宝卷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李世瑜《宝卷总录》(上海:中华书局,1960)。胡目仅收宝卷200余种,大多是作者曾收藏过的宝卷。李目是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采编的综合目录,共收国内公私收藏宝卷618种、版本1487种,用表格的形式分别著录每种宝卷的“卷名”“册数(卷数)”“年代”“版本”“收藏者”“曾著录篇籍”“备考”等项内容,对“同卷异名”的宝卷也做了整理归纳;书前有长篇“序例”,介绍了宝卷的发展、前人整理研究宝卷的文献、宝卷的流通及本书的编例等。由于条件的限制,本书未收海外收藏的宝卷,国内收藏宝卷也有许多未收入,但它著录的宝卷远远超过前人所编的宝卷目录,成为此后涉及宝卷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将宝卷等排斥在民间文学之外,但许多著名的民间传说故事的历史传承资料多是以宝卷等俗文学作品为载体,离开了这类作品便难以研究这些传说故事的发展。于是,一些研究者便整理、编辑了这类俗文学作品的专题集,其中多收入相应的宝卷作品,如《孟姜仙女宝卷》《长城宝卷》(收入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小董永卖身宝卷》《沉香宝卷》(收入杜颖陶编《董永沉香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雷峰宝卷》(收入傅惜华编《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等。这些作品集都被一再重印,流传极广。 

  关德栋《宝卷漫录》(载《曲艺论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介绍了《螳螂做亲宝卷》《菱花镜宝卷》《梨花宝卷》《双金花宝卷》四种江浙地区民间宝卷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并与弹词等民间演唱文艺做了比较研究。 

  3.田野调查 

  50年代初,苏南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对江苏南部地区(包括今属上海市的部分县区)的民间歌谣和民间音乐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其中民间戏曲、说唱音乐部分的成果,后以“江苏省音乐工作组”的名义编辑出版《江苏南部民间戏曲说唱音乐集》(北京:音乐出版社,1955)。这本书中《宣卷曲调》部分,收有采集自苏州、吴江、昆山、常熟、无锡、江阴、宜兴、常州、金坛、丹阳、青浦(今属上海市)等地的各类宣卷曲调45种;戈唐《宣卷曲调介绍》一文,就苏州宣卷的基本曲调及其特点、同戏曲音乐和民歌小调的关系做了介绍。 

  张颔《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火花》,太原,1957:3)介绍作者1946年在介休县调查时发现的民间抄本宝卷31种和当地民间念卷活动的特点。这是对山西念卷和宝卷的首次调查报告。 

  三 80年代后的宝卷研究 

  80年代的“文化热”中,宝卷的研究一时成为热门的话题,大陆的研究者对各地现存宝卷演唱活动也做了较多的调查。进入90年代,研究者开始对宝卷发展中的诸问题进行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出现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宝卷渊源、产生、分类和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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